11月1日，在北京举行的清理纠正工作四部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明确表示，“在查处事故中，不仅要注重查处事故的性质、原因和责任，而且要注重查处事故背后的腐败问题。”（新华社记者陈树根/摄）

李毅中：对事故背后的腐败问题要有“四查”

　　“在查处事故中，不仅要注重查处事故的性质、原因和责任，而且要注重查处事故背后的腐败问题。”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1日明确表示。

　　今后，安监总局和有关部门将把查处事故背后的腐败作为事故调查处理的内容之一。对事故背后的腐败问题要有“四查”：

　　——查股权，看煤矿的股权结构，有没有官员和国企负责人入股；

　　——查证照，看有没有官员滥用职权，权钱交易，违规批准发证；

　　——查违法违规，看煤矿安全生产经营中有没有官员公开或暗中支持庇护；

　　——查事故处理，看有没有官员庇护、纵容、瞒报。
　　
特大矿难背后的腐败被查出官煤勾结有五种主要形式

　　李毅中说，从调研和分析情况看，官煤勾结的腐败现象实质是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主要表现为：

　　——政府官员或国有企业负责人在小煤矿入股，谋取非法利益。在调查新疆阜康神龙煤矿“７·１１”事故中发现，当地的一名副市长和国有哈密煤业集团的有关负责人投资入股。还有的拿“干股”，分红利。

　　——政府官员暗中自办煤矿或庇护亲属违法办矿。今年３月１４日黑龙江七台河市新富煤矿发生死亡１８人的特大事故，矿主彭国财就是该市桃山区安监局副局长，与担任国有七台河精煤集团副总经理的哥哥沆瀣一气，私自办矿。今年广东梅州大径里公司大兴煤矿发生“８·７”透水事故，该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身份竟是国家公职人员。

　　——政府官员违规滥用审批权，收受矿主贿赂。初步查明，在“８·７”大兴事故中，广东省安监局副局长胡建昌受贿超过１０万元，于６月５日违规批准为该矿发放安全生产许可证，已被移送司法机关。

　　——纵容、包庇煤矿违法生产经营。有的煤矿非法生产经营，有的超能力、超强度开采，有的私挖滥采、破坏资源，有的抗拒执法、明停暗开。违法矿主敢于这样做是常有官员在背后充当“保护伞”。今年３月１７日，重庆奉节县苏龙寺煤矿瓦斯爆炸死亡１９人。重庆煤矿安全监察局、县煤炭工业局于２月份下达了停产整顿通知。因所在新政乡乡长黄兴才收受矿主贿赂，擅自同意该矿在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情况下恢复生产，引发了矿难。

　　——参与或默许、包庇隐瞒事故。今年７月２日，山西忻州宁武县贾家堡煤矿发生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死亡３６人。宁武县煤炭工业局局长与矿山救护队负责人共同谋划，并得到宁武县委副书记李天恩、副县长李德生同意，谎报事故死亡１９人，瞒报１７人，并将这１７具遗体转移到内蒙古等地，以上几人已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

官煤勾结比想象的更复杂

　　湖南娄底市一煤矿老板的“贴身秘笈”被曝光，两个笔记本上记录了32名党政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入股支华和雄兴两个煤矿的一些情况。通过煤矿老板的“贴身秘笈”，我们看到了什么？

　　官煤勾结的利益链是灾难之源。反观这些年发生在煤矿的每一起灾难事故，几乎都能发现官煤勾结的影子。官员出权，煤矿老板花钱，双方结成利益共同体。通过煤老板的“贴身秘笈”我们不难看到，尽管证照不全，尽管连续出了6起安全事故，死亡6人，但在入股官员的庇护下，违法开采的煤矿照样生产，违法组织生产者更是毫发未损。正是官煤勾结的利益链，使腐败包庇违法，违法酿成事故，事故最终酿成人民生命财产的灾难。

　　官煤勾结之深远非想象那么简单。一方面不能把官员入股的情况摆到桌面上，同时自己又要做到心中有数，于是就有了煤矿老板“用一些更加特殊和隐蔽的符号来说明”的“贴身秘笈”，如此机关算尽的目的是保护官员，同时也是保护自己的利益。不难想象，在已撤股的3200多人中，肯定不乏借亲属的名字入股的“官股”，也有以暗号被煤矿老板“保护”起来的官员，甚至可能还有隐藏得更深的不法勾当尚未进入公众视野。

　　如果不是因为查获了这个记录本，仅从煤矿日常经营的资料中，很难查出官员入股的蛛丝马迹。这也充分说明，如果有关部门试图靠“一个大限”的“撤资令”，就想消除“官商勾结、官煤勾结”现象，未免过于乐观。

斩断黑手亟需标本兼治贵州官煤勾结第一案调查

　　一个小小的县煤炭局长，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利用职务之便，疯狂敛财高达430余万元。最近，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一审判处贵州省遵义县煤炭管理局原局长赵大武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0万元，为贵州这起“官煤勾结”大案暂时划上了一个句号。

　　然而记者在进一步的采访中发现，这起“官煤勾结”大案的判决，虽然对那些早已狼狈为奸或正蠢蠢欲动的“官煤勾结”分子能起到一定震慑作用，但要完全斩断“官煤勾结”黑手，防止类似案件再次发生，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有关专家认为，我国“官煤勾结”之所以猖獗，且屡禁不止，一方面固然是监督不力，一些官员的权力能够找到寻租的空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国煤炭资源配置的相关政策，未随近年我国煤炭市场的变化及时作出调整，使得煤炭开采有了获得暴利的空间。

　　据了解，近年来，随着全国煤价飞涨，贵州煤价也一步步水涨船高，现在在贵州一个年设计生产能力3万吨的煤矿，不超能力生产，就算把有关税费全部交足，一年的纯利润也能达到数百万元，超能力生产，甚至能达到上千万元，但国家在煤炭资源开采的许可上，目前基本上沿袭的还是过去的老办法：业主只要花上一笔从几十万元到二百来万元不等的较小的投资取得采矿许可证，就可以获得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吨煤炭资源的开采权。表面上，这些资源还是国家的，实际上，只要再交上平均每吨一块多甚至只有几毛钱的资源补偿费，他们就可以完全把取得的资源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一样开采。这种由于资源突然出现的巨大稀缺性带来的原本应该属于全民所有的溢价收益，也被这些人“理所当然”的据为己有。于是短短三五年内，一批靠煤炭开采发家的千万富翁，就开始粉墨登场，甚至“出则奔驰，入则悍马”。

　　贵州省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谢家雍说，实际上，只有国家及时对煤炭资源的配置的相关政策作出调整，把原本应该归国家所有也就是全民所有的钱，设法收归国家，使得煤炭开采不再像现在一样是一个暴利行业，“官煤勾结”的黑手才能最终被斩断。

　　否则，就算有关部门的监督力度再大，在巨大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还是会有新的“钱大武”、“孙大武”产生。因为“官煤勾结”的土壤，仅靠加强纪律监督等办法，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铲除。